诸葛亮的美学素养和艺术成就

核心提示： 　　千百年来，蜀汉丞相诸葛亮，在我国人民的心目中，一直是一个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和军事家，是治国的良相，人臣之楷模。关于诸葛亮的品德修养、智慧谋略以及他在治国、治军、理政、养民等方面的业绩，近年来国内...

　　千百年来，蜀汉丞相诸葛亮，在我国人民的心目中，一直是一个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和军事家，是治国的良相，人臣之楷模。关于诸葛亮的品德修养、智慧谋略以及他在治国、治军、理政、养民等方面的业绩，近年来国内学术界已有深入广泛的研究，取得了可观的学术成果。但是，诸葛亮不仅仅是-—个政治家和军事家，他同时还是我国历史上一位有很高美学修养和艺术成就的杰出人物。而关于这方面在诸葛亮研究中，则较少涉及。1964年郭沫若先生为隆中诸葛亮故居题词时，曾把诸葛亮与陶渊明的隐居作了对比，指出由于时代和形势的原因，“陶令隐逸终身，而武侯则以功业自见”。并说：“如武侯终身隐逸，致力於诗，谅亦不逊于陶令也。”郭老在这里肯定了诸葛亮在建功立业上的成就，也指出了他在诗歌方面的才能，总的说来是正确的。不过，我还是觉得有点低估了诸葛亮在文学艺术方面的成就。

　　应该说诸葛亮在文学艺术的总体素养和成就上(不单指诗歌创作一个方面)，绝对不逊于陶渊明，他同样是我国古代一位卓有成就的文学和艺术人才。要深入研究诸葛亮的一生，忽略了他在文学艺术上的修养与成就，是不全面的。本文拟就此作一些初步探讨，以就教于学者方家。

　　一、诸葛亮的文学成就在我国古代的文论中，通常把文学分为韵文和散文两个大类。韵文主要指诗歌、戏曲等，散文则包括各种应用文和小说。

　　诸葛亮在文学上的成就，主要在于散文的写作，同时他在诗歌创作方面也很有特色。诸葛亮一生戎马倥偬，在繁忙紧张的政治与军事斗争中，写下了大量的文章，据清代学者张澍辑录，留存下来的约有199篇，其中包括有对策、诏、表、书、教、军令、兵要、铭、记、将苑等。这些作品虽然都是应用性文章，不是纯文学性作品，但它们都是诸葛亮一生思想言论的精华，是了解和研究诸葛亮思想修养、性格人品的主要材料。另一方面，由于他为文直言事理，观点鲜明，语言质朴，情真意切，因而不少文章都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写于蜀建兴五年(公元227年)的《出师表》，是诸葛亮最具代表性酌作品之一。南朝·梁著名文学理论批评家刘勰，对《出师表》曾给予很高的评价。他说：“孔明之辞后主，志尽文畅。”；他还把：《出师表》与孔融的《荐弥衡表》并称之为“表之英也”。宋代大文学家苏东坡在评价《出师表》时，十分激动地写道：“孔明出师二表，简而且尽，直而不肆，大哉言乎!与《伊训》、《说命》相表里，非秦汉而下，以事君为悦者所能至。”。清代于光华编撰的《文选集评》中，引用郭明龙的评论，说《出师表》：“忠义自肺腑流出，古朴真率，字字滴泪，与日月争光。”刘永济在《文心雕龙校释》中写道：“《出师表》首言国事危急，使后主自知负荷之重；中间痛恨恒、灵，以为倾颓之鉴；反复喻令自谋，以警其昏庸。情真词挚，故曰‘志尽文畅’。”并说：“《出师表》风力遒上，古意未漓……以为楷式也。”，这些都是十分中肯的同时也是很高的评价。

　　《出师表》整篇文章思想观点鲜明，论理叙事逻辑性强，精辟透彻。语言朴实真切，自然流畅，浑然一体，委婉感人。在写作方法和风格上，《出师表》继承和吸取了楚辞与汉赋的优秀传统，在以散文化的说理叙事为主的同时，间用排比对偶的句式。特别善用四字句，流畅练达，简洁有力。用韵自然，不露痕迹，让人读起来抑扬谐和，既严谨庄重又富有变化，具有一种“清峻、通脱、华丽、壮大”的“魏晋风度”。

　　如文章中的“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以及“奖率三军，北定中原，庶竭驽钝，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等许多名句，都写得生动精炼，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这正是《出师表》千百年来，使众多名人志士受感动，为广大读者所热爱的原因。

　　唐代著名诗人白居易在读《出师表》后写道：“前后出师遗表在，令人一览泪沾襟。”绍兴戊午年(公元1138年)，南宋爱国名将岳飞，一次过武侯祠，读壁上石刻出师表时，“不觉泪下如雨，是夜竟不成眠，坐以待旦”，足见《出师表》感人之深。南宋爱国诗人陆游也曾多次写诗赞扬《出师表》。淳熙六年(公元1179年)，他在成都游诸葛书台时写道：“《出师》一表千载无，远比管、乐盖有余。”淳熙十三年(公元1186年)，陆游已是年过花甲的老人了，他在《书愤》一诗中再次写道：“出师一表真名世，千载谁堪伯仲间?”南宋末年另一位爱国诗人文天样，被元军俘虏后，在《怀孔明》一诗中写道：“斜谷事不济，将星陨营中。

　　至今《出师表》，读之泪沾胸。”仅就以上数例，已足以看出《出师表》在我国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和很高的艺术成就。

　　北宋著名史学家司马光在编撰《资治通鉴》，南宋著名学者朱熹在编纂《资治通鉴纲目》时，对旧史中之表章、奏议，无不大加删汰，独对《出师表》一文“均五更削”，全文照录。近代学者王缁尘先生在分析这一现象时指出：“出师之表，檩烈干古，二千数百年历史中，欲求其二，而亦不可得……盖文之至者，用字措句，均不可移易，亦如宋玉之赋美人：‘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施朱则太赤，敷粉则太白’，美文美人，皆生于天然，非人之工力所能随便加饰也……而对于《出师表》之慷慨激昂，复兼以缠绵悱侧，且句练字适，无一瑕疵，心爱之极，不能割舍。”历代学者在评论《出师表》时，都把它看作是三代以来的经典性作品，如苏东坡把《出师表》与《伊训》、《说命》相提并论；顾禄说：“三代名臣训诰文，又复从公手中出。”谭献说：“与《伊训》、《洛诰》相表里。”。

　　还有人把它比如《楚辞》，如明人吴之皡在其《谒武侯祠》诗中写道：“古今多将相，谁者是吾师?意气如公旦，文章似《楚辞》。”这一切评论，绝不是溢美之词，而是对《出师表》的文学价值和艺术魅力的恰当评价。《出师表》的确不愧为我国古典文学中的不朽名篇。

　　诸葛亮的其他一些文章，也大都具有《出师表》那种观点鲜明、逻辑性强、语言简洁、文风质朴的特色。如人们熟知的《隆中对》、《诫外甥书》、《诫子书》、《又诫子书》等等名篇，都写得十分简练精纯，而析理论事却又周密严谨，层层剖析，步步深入，有很强的吸引力和说服力。白亦奠先生在《诸葛亮(诫子书)评析》一文中说：“短短86字，概括了古代先哲之至理；是修身养性的准则；开家教训导之先声；为处世治国之根本；有包孕宇内之气；亘乎天地之道；实为千古绝唱。”的确如此，能够把十分丰富而深刻的人生哲理，简洁恰当地纳入短短86字之中，应该说诸葛亮不仅是政治和军事方面的“天下奇才”，在为文方面也不愧为“天下奇才”了。诸葛亮写给下属官吏和土兵的一些文件，即“教”，历代也同样给予很高的评价。

　　刘勰说：“教者，效也，言出而民效也……若诸葛孔明之详约……并理得而辞中，教之善也。”qp陈寿在评论诸葛亮时，也指出：“其声教遗言，皆经事综物，公诚之心，形于文墨，足以知其人之意理，而有补于当世。”在这类文章中，如《与群下教》、《又与群下教》、《与李丰教》等篇，都写得意切情真，感人肺腑。特别是《劝将士勤攻己阙教》，指出街亭之败，“不在兵少也，在一人耳”。坦诚地引咎自责，布所失于天下，并恳切地要求将士：“自今已后，诸有忠虑于国，但勤攻吾之阙，则事可定，贼可死，功可跷足而待矣。”其虚心征求意见的迫切心情，溢于言表，真挚动人。又如《南征教》：“用兵之道，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只20个字，把南征的战略和策略交代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以此证之，刘彦和所渭“理得而辞中，教之善也”，是十分中肯的评价。

　　诸葛亮也热爱诗歌，在隆中躬耕时，就经常抱膝长吟。但其诗歌作品留存下来的却不多，较为可信的有《梁父吟·步出齐城门》。此外，还有在《三国演义》中转述的几首。其中有刘备二顾茅庐时路过小虹桥，偶遇黄承彦，听黄口吟诗一首，诗曰：“一夜北风寒，万里彤云厚。长空雪乱飘，改尽江山旧。仰面观太虚，疑是玉龙斗。纷纷鳞甲飞，顷刻遍宇宙。骑驴过小桥，独叹梅花瘦。”刘备听后对黄承彦说：“适间所吟之句，极其高妙。”黄回答说：“老夫在小婿家观《梁父吟》，记得这一篇，适过小桥，偶见篱落间梅花，故感而诵之。”这首诗虽未明确指明作者，但从诗的意境和情调以及罗贯中的描述来看，应系孔明所作。而且从黄承彦的说法来看，诸葛亮的《梁父吟》还不止是这两篇。从上述两首诗歌中，大致可以看出诸葛亮诗歌的独特风格和艺术成就。首先，他的诗作都是用以言志抒怀的。无论是咏史的《梁父吟·步出齐城门》，还是写景的《梁父吟·一夜北风寒》，无不鲜明地体现出他“淡泊、宁静，，的品德修养和“志存高远”的宏伟抱负。

　　在清峻、潇洒的诗句中，透露出他济世救民的理想与志向。其次，诸葛亮诗歌的语言艺术，也很有特色。他学习并继承了乐府民歌的优秀传统，用乐府旧题写作五言诗歌，用语清新朴素，非常接近民间歌谣，有口语化的特点，朗朗上口，又流畅易懂。这和他躬耕隆中时与农民的密切交往有关，所以他创作的诗歌，当时就为广大农民所喜爱并争相吟唱传诵。

　　二、诸葛亮的书法成就诸葛亮所处的时代，正是我国书法流派纷呈，风格多样，书法艺术趋向成熟的时代。在他出生前四年，汉灵帝熹平六年(公元177年)，首次把书刻文字称作“书法”。

　　这标志着作为交流工具的“写字”，与作为美学欣赏与实用相统一的“书法”，正式拉开了距离，并使后者逐步发展成为一门独特的艺术——书法艺术。这时汉隶已成为别具风格的主导字体，同时又始创了草书、行书和楷书，使篆、隶、草、行、楷五体基本齐备，为晋、唐时代书法艺术发展的高峰奠定了基础。诸葛亮幼年时代就养成了良好的学习习惯，至今在襄阳民间还流传着许多关于他刻苦学习的故事和传说。

　　他喜爱书法；在青少年时代就进行过刻苦的训练，能写多种字体，篆书、八分、草书都写得很出色。南朝·梁陶弘景是一位大书法家，他所著《刀剑录》记载：“蜀章武元年辛丑(公元221年)，采金牛山铁，铸八铁剑，各长三尺六寸，……并是孔明书作风角处所。”。虞荔《古鼎录》记载：“诸葛亮杀王双，还定军山，铸一鼎，埋于汉川，其文曰：定军鼎。又作八阵鼎，沉永安水中，皆大篆书。”“先主章武二年(公元222年)，于汉川铸一鼎，名克汉鼎，置丙穴中，八分书……又铸一鼎于成都武担山，名受禅鼎；又铸一鼎于剑山口，名剑山鼎。并小篆书，皆武侯迹。”“章武三年(公元223年)义作二鼎，一与鲁王，文曰：‘富贵昌，宜侯王。，一与梁王，文曰：‘大吉祥，宜公王。’并古隶书，高三尺，皆武侯迹。”北宋时周越所著《古今法书苑》也记载：“蜀先主尝作三鼎，皆武侯篆隶八分，极其工妙。”。

　　上述记载是可信的，特别是南朝陶弘景，距诸葛亮仅二百余年时间，他的见闻和记述应是有事实依据的。宋徽宗宣和内府的《宣和书谱》卷13记载：诸葛亮“善画，亦喜作草字，虽不以书称，世得其遗迹，必珍玩之”。又说：“今御府所藏草书一：《远涉帖》。”这说明到北宋末期(公元1119—1125年)在皇宫内府还珍藏有诸葛亮的书法作品。南宋陈思《书小史》记载：诸葛亮“善其篆隶八分，·今法帖中有‘玄漠太极，混合阴阳’等字，殊工”。

　　从宋代开始，把前人著名书迹摹刻拓印下来，以便流传，称之为“法帖”。这一则记载说明：在宋代诸葛亮的书法作品是作为有示范意义的“法帖”流行于世的。诸葛亮在繁忙的政务和军事活动中，始终不忘书法。《常德府志》记载：“卧龙墨池在沅江县西三十里卧龙寺内。俗传汉诸葛武侯涤墨于此寺，因名。”我们知道，诸葛亮在常德一带活动的时间，是在赤壁大战之后，战事十分紧张频繁，可是他仍然不忘临池挥毫，其对书法艺术的执着爱好可见一斑。

　　在刘备给刘禅的临终遗诏中曾说：“闻丞相为写《申》、《韩》、《管子》、《六韬》一通已毕，未送，道亡。可自更求闻达。”当时刘备率兵伐吴，诸葛亮以丞相监国坐镇成都，在日理万机的情况下，亲自为刘禅抄写《申子》、《韩非子》等书。我们可以想象孔明手抄的四本书，肯定是十分精彩的书法作品，它在当时已是许多人都知道并且想得到的艺术珍品。

　　对它的“未送，道亡”，连远在白帝城的刘备都知道了，而且深为惋惜，到临终时还嘱咐阿斗“可自更求闻达”。这不仅仅是要刘禅好好读书，同时也表露出刘备对诸葛亮书法艺术的珍视与热爱。从以上点滴记述，可以看出诸葛亮在我国书法历史上的成就。遗憾的是，我们现在还无法看到其书法真迹，这只有寄希望于考古的发现了。

　　三、诸葛亮的绘画成就

　　唐·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写道：“诸葛武侯父子皆长于画。”。张彦远还在其《论画》一书中，记载了当时绘画收藏与销售的情况。他说：“今分为三古以定贵贱，以汉、魏三国为上古，则赵岐、刘亵、蔡邕、张衡、曹髦、杨修、桓范、徐邈、曹不兴、诸葛亮之流是也。”以晋、宋画家为中古，以齐、梁、陈、后魏、后周、北齐的画家为下古，隋和唐初的画家则称之为近代。近代画家作品的价格与下古画家作品价格相近，而以上古画家作品价格为最高。

　　张彦远记述当时一些近代画家如阎立本、吴道子等人绘画作品的售价：“屏风一片值金二万，坎者售一万五千，”“一扇值金一万。”并说汉魏三国(即上古)画家的作品，在唐代已是“有国有家之重宝”，“为希代之珍”。张彦远(生于公元815年)出身于宰相世家，家藏法书名画非常丰富，他自己官至大理寺卿(即中央审判机关长官)，又有其阅览和调研法书名画的有利条件，所以他的《历代名画记》，向有“画史之祖”的称誉，他的记载和论述，在中国绘画史上一直是可信而难得的史论资料。我们从他的记述中，可以大致看到诸葛亮在中国美术史上的历史地位和艺术成就。东晋史学家常璩的《华阳国志》记载：“南中，其俗征巫鬼，好诅盟，投石结草，官常以诅盟要之。诸葛亮乃为夷作图谱，先画天地日月君长城府，次画神龙，龙生夷及牛马驼羊。后画部主吏，乘马幡盖，巡行安恤。又画夷牵牛负酒赍金宝诣之之象，以赐夷，夷甚重之。”又记道：“永昌郡，古哀牢国……世世相继，分置小王，往往邑居，散在溪谷，绝域荒外，山川阴深，生民以来，未尝通中国，南中昆明祖之，故诸葛亮为其图谱也。”从以上两段记载可以看出，诸葛亮的确具有非凡的绘画才能。他的画作既取材于现实生活(如南中少数民族的生活)又有神奇而丰富的想象(如神龙等)，而且构图宏伟，场面博大。

　　诸葛亮还掌握了多方面的绘画技巧，他不仅能画天地、日、月，而且能画各种建筑、车马、动物和人物。能掌握如此全面的绘画技巧的画家，在中国绘画史上也是不多见的。同时，我们还可以看到，诸葛亮作画绝不是出于个人的闲情逸致，他的绘画艺术总是为他的政治和军事目的服务的。前述的两组作品，就是他团结和教化西南地区少数民族的一种有效形式和方法。诸葛亮对工艺美术也十分喜爱，而且有很深的造诣。陈寿在《进诸葛亮集表》中说诸葛亮“工械技巧、物究其极”。袁宏《汉纪论》也说：“亮好治官府、次舍、桥梁、道路。”特别是史籍中关于诸葛亮制作木牛流马、设计八阵图的记载，更足以证明他对工艺技术有非常精深的研究，其中工艺美术的设计与制作，也是他十分重视的一个方面。

　　近代学者朱启钤在《丝绣笔记》中记述了下面一个故事：建兴三年(公元225年)，诸葛亮率兵南征，到达大小铜仁江交汇处。探马报告：当地正流行痘疫。诸葛亮立即派人带着大量丝绸，深入到苗族人民之中，教他们用光滑的丝织品给病人做衣服和被褥，防止痘疮破裂后再次感染，以便使病人较快地恢复健康。从此，苗族人民和蜀汉人民之间建立了良好的感情。此后，诸葛亮便鼓励和指导苗族人民栽桑养蚕，学习缫丝织绸。他还亲自为苗族同胞设计绘制丝织图案纹样。

　　又据《黎乎府志》记载：古州的苗族人民，学习了蜀锦工艺以后，织成了五彩绒锦，他们把这种锦命名为“武侯锦”，以纪念诸葛亮发展蚕桑生产，推广丝织工艺和丝绸工艺美术事业的功绩。诸葛亮治蜀后，非常重视蜀锦的生产，曾颁布教令说：“今民贫国虚，决敌之资，惟仰锦耳。”他还亲自植桑养蚕，在《临终遗表》中他说：“臣家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子孙衣食自有余饶。”由于他的身体力行和大力提倡，蜀锦生产有了很大的发展。据《蜀中广记》记载：当时益州生产的蜀锦，还远销吴国和魏国，连魏国宫廷里都喜欢使用蜀锦。据说魏文帝曹丕看到辉煌富丽的蜀锦，曾赞叹说：“前后每得蜀锦，殊不相愧。”

　　四、诸葛亮的音乐成就诸葛亮精通音律，喜欢操琴吟唱，有很高的音乐修养。

　　这方面在古籍中多有记述。陈寿《三国志·诸葛亮传》记载：“玄卒，亮躬耕陇亩，好为梁父吟。”习凿齿《襄阳耆旧记》：“襄阳有孔明故宅……宅西面山临水，孔明常登之，鼓瑟为《梁父吟》，因名此山为乐山。”《中兴书目》记载：“《琴经》一卷，诸葛亮撰述制琴之始及七弦之音，十三徽取象之意。”谢希夷《琴论》也记有：“诸葛亮作《梁父吟》。”《舆地志》记载：“定军山武侯庙内有石琴一，拂之，声甚清越，相传武侯所遗。”从以上记载就足以看出：诸葛亮在音乐方面有着很全面的修养和很鬲的艺术成就。他既长于声乐——会吟唱；又长于器乐——善操琴；同时他还进行乐曲和歌词的创作，而且还会制作乐器——制七弦琴和石琴。不仅如此，他还写有一部音乐理论专著——《琴经》。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像诸葛亮这样集音乐实践与音乐、理论于一身，集声乐、器乐和作曲作词于一身的音乐天才，在古今中外都是罕见的。，关于诸葛亮的音乐才能和成就，《三国演义》一书有极为生动的描写。第三十六回先借徐庶之口，向刘备介绍诸葛亮“尝好为《梁父吟》”。第三十七回又通过司马徽再次向刘备介绍诸葛亮“尝抱膝长吟”。刘备一顾茅庐，刚到隆中就听到农夫唱的孔明所作歌曲。正如毛宗岗所说：“未见其人，先闻其歌。”当刘备来到草庐前时，作者又以古风一篇，描写卧龙居处。诗中除了生动地描写了隆中秀雅的自然景色外，还特别描写了诸葛草庐的室内陈设：

　　“囊里名琴藏古锦，壁间宝剑映松文。”刘备二顾茅庐时，听到诸葛均抱膝吟唱，歌的最后两句是：“聊寄傲于琴书兮，以待天时。”刘备向诸葛均打听孔明的去向，均曰：“或驾小舟游于江湖之中，或访僧道于山岭之上，或寻朋友于村落之间，或乐琴棋于洞府之内，往来莫测，不知去所。”经过罗贯中这一番描写，把诸葛亮诗人兼音乐家的形象活脱脱地展现在我们面前。经过刘备的频繁三顾，诸葛亮才以心相许，答应出山。作者于此又有古风一篇，其中有句云：“先生尔时年三九(孑乙明时年三九27岁)，收拾琴书离陇亩。”罗贯中告诉我们：诸葛亮是带着他的琴和书同刘备一起去闯天下的。在他波澜壮阔的一生中，一直也没有离开过琴、棋、诗、书、画。

　　《三国演义》第九十五回，写了诸葛亮巧用空城计，以焚香操琴智退司马懿15万大军的故事。这个故事虽属虚构，但它早已为广大人民群众所认可。因为它形象地表现了诸葛亮的聪明智慧，临危不惧和大智大勇，同时也表现了诸葛亮具有高超娴熟的音乐技巧和才能。

　　五、智能结构与成才规律陈寿在《三国志·诸葛亮传》中，以“逸群之才，英霸之气”8个字概括了诸葛亮的才识和气质。而诸葛亮的美学素养和艺术才能，也是构成他“逸群之才，英霸之气”的重要组成部分。

　　当然，我们指出诸葛亮在文学艺术方面的才能和成就，并不是把它与诸葛亮在政治军事等方面的才能与成就等量齐观。虽然诸葛亮的确具有文学家、书法家、画家和音乐家的美学素养，而且有很高的多方面的艺术成就。但他主要的成就和功业，并不在这些方面。无论我们如何高度评价其文学艺术成就，诸葛亮作为我国历史上一位杰出政治家、军事家和思想家的地位是不会改变的。本文的目的仅在于指出：诸葛亮之所以受到人们的敬仰，之所以被誉为“天下奇才”，不仅仅是因为他有治国、治军的才能，同时也由于他具有广博的知识和较全面的思想、品德和文化艺术的修养。正是诸葛亮在政治上、军事上、科学技术上以及文学艺术有丰富知识和抱负、鬲尚品德和潇洒风度的一代名相。

　　历史上任何一个杰出的人才，都应该是在其特定历史条件下，在德、智、才、学、体等方面都得到全面发展的人。其中德是灵魂，体是物质基础，由智力、才能、学识所组成的智能结构则是人才的基本条件和主要标志。因此，研究诸葛亮的智能结构及其成才规律，对于学习和研究诸葛亮研究，继承和发扬诸葛亮的优秀精神遗产，有着重要的意义。

　　诸葛亮智能结构的特征之一，是其学识的综合性和广泛性。

　　诸葛亮涉猎群籍，博学多识，他不仅广学儒、法、兵、道等各家经典，而且重视学习各种工艺技巧和科学技术知识。同时他也热爱文学、书法、绘画、棋艺、音乐等文化艺术。他吸收各家之长集于一身，即所谓“融铸九流，自成一家”。他不囿于一门一派的门户之见，不把自己局限在某一个狭隘的领域之内，而是综合性的、广泛的、多方位的去把握当时社会的文明成果，使自己具有丰厚的文化底蕴和较高的美学素养。正因为诸葛亮在隆中10年间，打下了广博而坚实的基础，具备了多方面的传统文化和艺术的修养，才使他在27岁出山之后，面对十分复杂的政治与军事形势，能够得心应手，终于锻炼成为一代治国理政的名相。当前，这种智能结构的综合性，已愈来愈受到学术界特别是教育界的广泛重视。

　　人们发现把学科分得很细，只引导人去钻研某一个科学分支，并不利于人才的成长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事实上具有较丰富知识和经验的人，比只有一种知识的人，更容易产生新的联想和独到的见解。历史上许多大政治家、大科学家大都是具有广博知识的人。知识面的博大与精深是辩证的统一，要精深就必须博大，没有智能结构的综合性和广泛性，要想精深并有所创造是不可能的，这应是诸葛亮成才的一个重要规律。

　　诸葛亮智能结构的特征之二，是其思维方式的多维性和立体性。知识面的广博和综合性，必然要求在思维方式上摆脱封闭的和单一线性的思维模式，而应是多维的、开放性的和立体型的思维模式。我们可以看一看诸葛亮的思维坐标：从纵向看，他思维的触角，既向着历史，又面对现实，更指向未来。对历史经典、诸子百家他均有较深入的研究；对当时的天下大势他也认真地进行调查研究；对未来形势的发展，他早在躬耕隆中时就做过深入的思考并作出了科学的预测。从横向看，他不仅注意学习各种文化科学知识，而且随时随地向一切有知识有经验的人学习。寓居襄阳时，他曾向老一代学者、名人学习，如庞德公、司马徽、黄承彦等都给过他许多教诲。躬耕隆中时，他不仅虚心向至交好友学习(如崔州平、徐元直等人)，同时也虚心地向周围农民学习。

　　在襄阳民间还流传着诸葛亮向夫人黄月英学习天文气象和机械设计知识的故事。在他任丞相后，还多次要求下属提出批评意见，“勤攻己阙”，“集众思广忠益”，一再表明自己“不疑于直言也”，反复表示向下级将士虚心求教的决心。

　　特别要指出的是，诸葛亮除了善于运用逻辑思维，周密地分析研究形势，作出有关政治、军事的正确决策之外，他也善于运用形象思维的方法，去发现、领悟自然界和社会生活中的真、善、美，并运用文学、书法、绘画和音乐等艺术手段去表现美、创造美，而且把这种美与他的社会实践——真和品德修养——善紧密结合在一起。正是这种多维的、立体型的思维方式，使得诸葛亮能集众人智慧于一身，锻炼成长为一个少有的“天下奇才”。

　　诸葛亮智能结构的特征之三，是其智能的实践性和目的性。诸葛亮在学习中追求的是知识与能力的统一，能力与实践的统一，即学习为了应用。首先，诸葛亮在学习上有明确的目的，这就是“志存高远”，勉励自己要像先贤那样，为“兴邦立事，忠君爱国，守正恶邪，务使泽及当时，名留；后世”而学习。再具体一点就是要服务于“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这一个远大的志向。所以他在学习中，绝不做寻章摘句、死守藩篱的腐儒，不做那种“唯务雕虫，专工翰墨，青春作赋，皓首穷经，笔下虽有千言，胸中实无一策”的小人之儒。在诸葛亮看来，那些“区区于笔砚之间，数黑论黄；，舞文弄墨而已”的人，充其量不过是一个书呆子。当然，；诸葛亮这样说，并不是轻视治经典，他不仅重视学习经典，而且自己也治有《论前汉事》、《兵法》、《琴经》等著作。

　　他强调的只是学与用的统一，知识与能力的统一，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就拿他学习琴、棋、诗、书、画来说，他虽有很高的文学艺术修养，但并不以文艺为专务，而只是以之养性、述志、抒情，加强自己的美学修养和品德的锻炼，最终仍然是服务于他“兴邦治国、泽及当世”的人生目标。

　　其次，由于诸葛亮重视学与用的统一，所以在学习方法上他主张要抓住重点，“观其大略”，而不必“务于精熟”圆。要“去细碎、广咨问”，抓住关键所在，不要死记硬背，满足于所谓的“精”与“熟”。这种学习方法也就是明代学者杨慎在评论诸葛亮时所总结的：“博学而精择。”博学的目的是为了精择，也只有博学才有可能精择，而精择的目的和标准则全在于应用。研究和探讨诸葛亮的智能结构及其成才规律，在当前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多年来，在社会上和学校教育中，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的“分数挂帅”、“智育第一”、偏重部分学科、轻视美育、强调“应试教育”、忽视素质教育等等弊病，已经影响着教育质量的提高，不利于社会主义全面发展的有用人才的成长。近来，我们高兴地看到，教育界已认识到这些问题的严重性，开始强调要加强基础教育，推行素质教育，并决定对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考试制度等进行若干重大改革。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更应深入研究诸葛亮的智能结构及其成才规律，借鉴诸葛亮成才的可贵经验，进一步加强包括美育在内的全面提高学生素质的教育，使千百万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更好更快地成长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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